100年前,中国人统治了印度皮革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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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-06-0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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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有看见几家中餐馆门口的红灯笼,人们才能想起这儿还有个中国城。

印度中国城,成了一个“濒临灭绝”的社区。 连中国菜市场上的粥铺都被越来越多的孟加拉人承包,变成了不熟悉的味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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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0年,李先生为了躲避战乱,坐上了从中国开往印尼的轮船。

海上本来一切顺利,谁知轮船拐错了一个弯,目的地就这么从“印尼”变成了“印度”。

到了中国城,街上耀眼的红灯笼终于让李先生觉得,生活有盼头了。

像李先生这样出来讨生活的人不在少数。

英属印度时期,加尔各答作为首都,摇身一变成了国际化的聚宝盆。 对底层民众来说,到加尔各答就约等于到了英国,是发家致富的象征。 那时的加尔各答中国城已是一片初具规模的小天地,洋气的英式小楼里布满中国饭店、商铺、赌场、鸦片馆,再走两步,还能看见热闹的同乡会和挂着红绸的关公庙。 街上的中国人、印度人和英国人往来不绝,俨然一个国际化的商业区。

清末民初的底层移民很多没带家眷,有的在中国城发家之后,就顺势娶了二房。

消息一经传出,就成了促使国内亲戚移民的“活广告”。 1924年,中国城的南京饭店一开业就成了当地最高档的馆子,地位如同上世纪的北京莫斯科餐厅,去南京饭店吃饭才是“混得好”的证明。 这家传奇饭店成了宝莱坞明星的最爱。

据称20世纪50年代,周恩来也曾在访问印度期间前去就餐。

●●●对于原本一穷二白的移民,繁华的代价是日复一日的劳作。

那是一个各显神通的时代,广东人做木工,客家人造皮革,湖北人当牙医,日本人开洗衣店。

印度宗教等级森严,服务业常常被看成低种姓才会做的职业。 尤其是皮革制造业,由于印度教奉牛为神灵,造皮革也被视为最低贱的行业。

而这恰恰是客家人擅长的活计。 一开始,新移民只能从穆斯林教徒那购买皮革,制成精美的皮鞋。

后来,一些贫困的移民开始在城乡结合部塔坝自己晒皮革。

本来是纯手工作坊,一战时期,许多印度皮革厂倒闭了,大家东拼西凑,用攒下来的积蓄买了机械设备,一下子升级成了皮革厂。 1960年代,塔坝皮革厂已经有近300家。

客家人做的皮革和皮鞋几乎垄断了加尔各答的市场。 这个一开始被印度人拒绝的行业让印度华人奔了小康,不仅有钱寄给国内的亲戚,还反过来养活了一大批印度工人。

1969年,华人还办起了手工印刷的报纸。 美国总统大选和社区新餐厅开张都会成为头条。

像每个新移民聚居区一样,黑帮斗殴也时有发生。

但是“野蛮生长”的混乱中,中国城让一批批难民成功掘金,连在中国城卖炸虾都能养活一家老小。 繁荣景象在1962年戛然而止。 一切费尽心力建立起来的生活,突然脱轨并急速下坠。 华人财产被冻结,工厂关门,数千人被当作间谍抓起来。

甚至有土生土长的印度人,仅仅因为名字听着像中文,也被关到了沙漠中的收容所。

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仅持续一个月,但很多人却一直被关押到1967年才陆续被释放。 。 生活还是得继续。 到90年代,随着欧洲皮革订单激增,塔坝中国城获得喘息的机会,发展出200家皮革厂。 然而好景不长,好不容易恢复生机的华人造皮大业遭到了印度“产业升级”政策的会心一击。

为了整治城市污染,印度最高法院1996年发布指令,要求将所有制革厂从塔坝转移到位于偏远的郊区。

因为舍不得自己的皮革厂,一些华人一度当起了“钉子户”,关起大门偷偷生产,门口还要有人放哨。

然而即便如此,被发现的时候皮革厂还是难逃被“抄家”的命运。

曾经的皮革厂老板李先生说:“我就是那时走投无路才干起了餐馆,当时一天能有三四家债主找上门,不改行就只能去当乞丐了。 ”支柱产业一坍,中国城也像泄了气似的,一天天萧条起来。 ●●●如今,塔坝的华人制革厂大多已经关闭,只有中华美食还在顽强地延续,让整个社区转型成了“中国美食村”。

每天都有加尔各答的上等印度人驾车来到这里,驶过年久失修的狭窄路面,只为享受经过改良的北京烤鸭或者回锅肉。

夜幕下,“北京饭店”、“热锅餐厅”、等中文霓虹招牌格外耀眼。

莫妮卡·刘是如今中国城的风云人物,经营着六家餐厅。

她拥有一处几亩大的院子,用来养狗和开私人派对。

提起曾经的遭遇,她还是心有余悸。 1962年战争时,9岁的她和家人因为被怀疑成间谍,被关进沙漠中的收容所。

出来的时候家里已经一无所有,全家7口人,而爸爸兜里只有24卢比,连一顿午餐都买不起。

远在中国老家的祖父也因为断了经济往来而被饿死。 爸爸妈妈做了一个月炸虾,终于有钱租房子。

而莫妮卡·刘也继承了父母的职业,从卖炸虾开始,拥有了一家有一家自己的餐厅。 75%的年轻人都决定移民由于华人社区人口从6万跌到3000,2010年,培梅学校因为缺少生源关停,学校变成社区活动中心。

四层楼顶设有一座关帝庙,等待着逢年过节回来看看的老校友。

而剩下的年轻人,至少有75%决定移民。

培梅学校只是一个和朋友打篮球的场所。

他在加尔各答国际学校读书,毕业后打算去加拿大上大学。 听到这话,莫妮卡·刘笑了笑说:“所有的年轻人都打算这么做,到头来,估计就剩我一个老太婆留在这了。

”随着中国城的子民排着队移民。 印度华人家庭都变得像跨国组织,几乎每家都有“加拿大-印度-华裔”亲戚。

家族产业总要有个接班人,继承家业几乎成了年轻人留下来的唯一理由。

廖峰基是一名餐馆“二代”,在台湾读书后回到塔坝帮父亲经营餐厅。 他说:“现在我在加拿大的朋友比我在加尔各答的朋友还多。 ”在他Facebook页面上,最近一张照片是二十名印度华裔年轻人聚集在机场,他们正在向伙伴告别。

他解释说,只有那些有生意的人才会留下来,其他人迟早会离开。 今天,当印度开拓市场的中国企业员工去中国城吃炸虾时,不知道他们是否会想起一百年前,先辈仅仅带着一张船票,就赤手空拳在这片异土拼出了一块属于的飞地。